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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误读文化的“本来、外来、未来”

     时间:2018-07-09 14:07:30

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,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继承革命文化,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,不忘本来、吸收外来、面向未来,更好构筑中国精神、中国价值、中国力量。这一论断,高度概括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路径,其正确性缘于对中国当下文化有机构成及其内在关系的准确把握。

马克思说得好,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,但不能随心所欲,而是在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上创造。就文化构建来说,显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在空白中进行,而必须立足于现有的文化基础。应该说,报告中提出的“不忘本来、吸收外来、面向未来”的文化“三来”关系,就是立足于现实文化事实的。最能支持这一逻辑的,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。从文化构成来说,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以来的一个文化事实,其内涵包括了当下文化的时空要素,即空间上的中外文化之综合,以及时间上的历史传统和未来诉求,也就是“本来、外来、未来”三大基本要素的综合与内在展开。

近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不是一般的“吸收外来”,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改变中国这一意义上的“吸收外来”

要学懂、弄通“不忘本来、吸收外来、面向未来”之关系,不能按照字面顺序展开,而要先弄清楚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。

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传统的国家,历史的绵延性本身就证明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不容怀疑的。但是,运行至19世纪中期这个时间段后,“吸收外来”突然成了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。这就是鸦片战争给中国留下的文化命题。

因为传统异常久远,加之农业文明的封闭性,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很不够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《历史研究》中说:直到19世纪末期,受过传统古典教育的中国学者,还顽固认为在中国文明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可以值得重视的其他文明。1875年7月6日,《纽约时报》刊文指出,中国人“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古老水平……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。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”。

当西方的先进器物来到眼前时,不少中国人确实还表现得有些顽固自满。在活跃于嘉庆、道光年间的宣南诗社中,就有社员认为运到中国的洋货都是“奇巧无用之物”,只会蛊惑人心。连西方器物之优点也不承认,遑论制度和观念了。

不过,当时人们需要面对的最大事实还不是守旧者的心态,而是中国不断被战败。战败之首要原因,当然在于传统的农业文明落后于西方的工业文明。而对外来文化的先进性缺乏认识甚至试图逃避抵制,使得固守自己的传统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。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如此,“吸收外来”便逐渐成为共识。甲午战败以后,有参战的幸存者在反思整个过程时就提出,“既设海军,必全按西法”“海军所有章程,除衣冠语言外,均当仿照西法”,即学习西方的做法。

近代以来,中国学习外国客观上是按照“器物—制度—文化”的逻辑展开的。也就是说,“吸收外来”最终落实为学习外来文化,首先即为西方的先进文化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严厉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内容,并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创新内涵,高高举起了科学、民主的旗帜。

从这个逻辑起点再往前走一步,便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嵌入。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提出,马克思、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年,到1917年影响主要限于欧洲,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,开始在欧洲走路,走得比较慢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11月7日俄国发生革命,11月8日中国就知道了。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就走得这样快。因为它走得这样快,所以1919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。到1949年,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意思浓缩为: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,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,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,果然一学就灵。

这样,近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吸收外来”,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改变中国这一特殊意义上的“吸收外来”。

洋八股必须废止,教条主义必须休息,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

就在“吸收外来”导致中国命运发生转折时,“不忘本来”的问题又浮出水面。

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,一个倾向往往掩盖另一个倾向:当学习外来文化成为合理性选择时,“本来文化”不只是被忘记和忽略,而且有时候还会遭受抛弃,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军人物都有此一倾向。最偏颇者当数胡适,他甚至妄言中国“百事不如人,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,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,并且道德不如人,知识不如人,文学不如人,音乐不如人,艺术不如人,身体不如人”。由此,自然只剩下死心塌地学习西方一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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